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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袁隆平院士系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其姓名具有极高的社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本案判决明确了商业化使用知名育种家姓名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标准，为类似纠纷提供了裁判指引。本案判决切实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有力维护了知名育种家姓名的商品化权益，规范了市场竞争秩序，有助于营造健康公平的市场环境。

　　人形机器人为何能灵活、精准地运动？关节处的减速机是“幕后英雄”。智同科技公司“十年磨一剑”，自主研发的高精密摆线减速机，打破了国外企业垄断。择“一尺宽”、掘“万米深”，无数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挖深、做透、走高，汇聚起产业创新的整体势能。由此，可以看到“由小及大”“以小博大”的道理。

　　花园节期间，日坛公园变身为魔法花园，处处繁花点缀、春意盎然，也将举办多场祭日典仪表演，让市民游客感受艺术和自然带来的双重美好。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不恰当的“过度教育”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学生而言，当学生在志趣态度和才智力量上都缺乏准备、但学习任务却已多到无法消化，他们只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一旦受教育的时间结束，就会愤愤然地放弃所学的一切——这才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是应当坚决予以制止的“过度教育”。

罗森：我认为，黄土高原长期以来被严重误解和忽视。实际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了多个方面。任何进入中国腹地的人，基本上都需要穿越这片广阔而海拔较高的区域。而黄土本身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地质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黄土，中国可能不会发展出深墓的概念。建造巨大墓葬的想法完全是因为黄土为其提供了条件，否则，人们可能依旧沿用早期那种浅墓的模式。黄土的松软性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向地下挖掘，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发现。后来，人们越挖越深——到秦朝，陵墓深达30米，这在其他地区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