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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澎湃新闻:让我感到有些困惑的是,大英博物馆的“丝绸之路”展览中包含了大量欧洲元素。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呈现方式?在您看来,欧洲是否应该被纳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体系?
近期长三角气温跌宕起伏,但老饕们的“食春”热情不减。记者在南京走访多家商超发现,首波青团已上架。从传统的桂花豆沙、鲜笋梅干菜、咸蛋黄流沙爆珠口味青团,到新潮的红烩牛腩、芋泥芝士、海苔肉松口味青团,都被年轻人一并收入购物车。此外,整朵可食的糖心黄菊花也被端上货架,与“网红”板蓝根青菜一起受到尝鲜客驻足加购。
嘉兴3月20日电(黄彦君 陈佳 富玲燕)春日天气回暖,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的藕塘边,藕农老张正在采收“次级藕”——弯曲、断裂的藕卖相不好但不影响食用,过去只能低价处理。如今,“次级藕”被全部送入加工厂制成藕粉,加入“藕粉产业链”。
上世纪50年代,侗歌首次走出国门;1986年,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上被誉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侗族大歌配乐,更让这一古老艺术焕发新生。从深山密林到世界舞台,侗族大歌用跨越语言的天籁,传递着东方最古老的自然之声。
“综合创新成本低”,多家始于张江、兴于张江的企业,他们的管理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个关键词。自1992年起,从“张江高科技园区”到今天的“张江科学城”,这片曾是农田与村庄的土地,已然成为“上海创新”的一面旗帜,“中国创新”的一个品牌。
罗森:数字技术已经对考古学带来了巨大变革。当前的考古研究越来越依赖数据的分析,比如化学分析、骨骼医学研究和DNA检测等,这些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虽然实验和分析通常由化学或生物技术来完成,但所有的研究数据最终都会被整合进庞大的数据库中,并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没有计算机,我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DNA研究,也无法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人群的起源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