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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CNBC网站梳理的数据,通用汽车及其合资公司在华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15%左右降至去年的8.6%,中国市场盈利占通用汽车全部盈利的比例也有所下降。2022年,斯特兰蒂斯集团表示只在中国地区保留其旗下Jeep品牌的进口业务。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一面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热门领域的“过度竞争”,一面是基础学科的冷清和成果转化的困境,这是许多“青椒”们的共同感受。一位入职某高校不满一年的青年教师表示,为保科研项目的命中率,宁可放弃长期积累的冷门方向,选题陷入追热点、蹭热度怪圈,而热门领域却出现“模板化创新”“跟班式科研”等现象。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
同时,托米还惊叹于中国的创新活力:“从AI技术简化双语视频制作,到科技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这里每天都有新体验。”他认为,这种持续创新的环境正是他选择长期留华的重要原因。
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战从未有效解决过经济问题。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加征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战,致使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如今美国重蹈覆辙,当民众为日用品涨价愤怒,金融市场用暴跌投票时,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消费潜力的释放并非自发实现,而是有赖于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引导,更离不开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有为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