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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3月20日电 (记者 韩章云)3月20日，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金融监管局)获悉，截至2月末，河南夏粮承保工作已全面完成，为686.5万农户提供风险保障762亿元。农业保险为“中原粮仓”河南的夏粮撑起“防护伞”。

　　围绕小麦全生命周期风险保障需求，在政策性保险基础上，河南财险机构创新研发了小麦产量保险、综合气象指数保险、收获期降雨指数保险等，供广大种粮农户选择，以“政策性保险+商业补充”模式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罗森：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而更侧重于全球史。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彼得·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他可能去过北京，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我曾走遍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此外，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这是一个缺陷。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比如，若没有外来的牲畜，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若没有羊，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的地区。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遍布着牧场和羊群，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吴英杰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吴英杰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6月17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陈政高同志多位亲友处获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部长、党组书记陈政高同志，因病于2024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