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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企业为了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跨国运输成本、“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国外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此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跨国运输成本和“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进入一国市场后面临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各国国内规则的差异,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后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体系,并作出各种调整和变化,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向未来的国际规则。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明确指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形成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点”;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更好发挥开放的作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形成良性循环,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在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最近两起企业补税事件引起市场关注。一是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要求补税8500万元,因这笔税款被追溯至1994年,使得税务“倒查30年”成为舆论焦点。二是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月份收到当地税务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最近企业宣布停产。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第一财经)
高原春日,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雪映雄关,暖阳高照。全国人大代表海金航与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某哨点的边防战士围坐在国旗杆下,展开一场特殊的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这场风暴的导火索,直指美国4月2日宣布的“对等关税”政策——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最低10%的关税,部分国家税率高达49%。市场对全球供应链断裂、通胀飙升的担忧迅速演变为抛售狂潮。美国联邦基金期货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降息120个基点,也折射出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深度恐慌。
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总量上,强化财政总量调控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稳增长、扩内需提供坚实支撑。在结构上,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点领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统筹安排财政收入、政府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赤字率,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力度,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升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三保”底线,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加力支持“两新”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支持力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此外,还要通过用足用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