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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罗森:主要是模仿自制的,具体的传播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战车并非中国本土的发明,这一点在几十年前或许还不为人知,但如今已经成为学术共识。类似的,马匹最早也不是在中国驯化的,而是从外部传入的。如果你查看商代甲骨文,会发现商人长期与羌作战。羌人大致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这些北方民族又与西伯利亚文化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可能成为桥梁,使得西伯利亚的兵器先传入北方草原,再逐渐渗透到中原地区。这些兵器和装备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已经在中国广泛出现。当然,并非青铜时代的所有技术都是外来的,中国的青铜礼器就是中国完全自主发明的,中国独特的青铜礼器文化是西方所不具备的。然而,金属冶炼这一工艺并非起源于中国,而是随着游牧文明的扩展传入中国。你们采用陶范浇铸的方法制造青铜器,这表明中国独立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陶范铸造技术。而在西方,我们最早使用的是锤击工艺,这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节省金属。此外,西方还发展出了失蜡法——先用蜡塑造器物形状,外部裹上泥,随后加热使蜡熔化流失,再将熔融金属倒入空腔成型。这两种技术在理念上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直到佛教传入后,才在佛教造像中使用失蜡法。即便在古埃及,青铜器的制作依然以锤击工艺为主。
其次,财政政策应加快落地节奏、持续用力,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持。货币政策也应切实解决当前实际利率居高不下的问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赵东现任五粮液股份公司技术总顾问,是中国酿酒大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从业36年来,他致力于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的研究与创新,主持参与20余项国家、省、市科技项目,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获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38项,为五粮液工艺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总结提炼了五粮液独特“1366”传统酿造工艺,即“一极三优六首创六精酿”,这一工艺体系不仅传承了千年酿造工艺的智慧结晶,还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了五粮液品质的进一步提升。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江波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朔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杨江波利用担任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长治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长治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耗材供应、款项结算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水,是丽江古城的血脉,可谓“家家流水、户户垂杨”。智慧的纳西族先民利用地下泉源建造“三眼井”,依照地势高差建成三个井池,上池饮用、中池洗菜、下池洗衣。这种爱水节水的古老习俗被当地居民延续至今。
推介会上,文旅推介官重点推介了奇秀山水、红色经典、城市文化和都市休闲、历史文化、农耕文化湖南文旅的“五张名片”,以及湖南代表性精品旅游线路,通过创意推介、视频播放、文艺表演等,全方位展示“三湘四水相约湖南”文旅品牌。《常德丝弦》《边城翠翠》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充分展示了厚重的湖湘文化。现场还设置了湘绣、湘茶、湘瓷等“湘字号”展览,进一步增加了与会者的参与感、体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