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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在地方政府的密集表态中，“应用”成为当下的关键词。比如深圳在《行动计划》中描述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环境时，首先便提出“应用场景最开放”，包括“围绕五大政务领域每年开放100个以上应用场景”。

　　历史充分显示：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文明总是能够凝聚起巨大力量；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时，中华文明又总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期待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不断彰显，在全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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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起，为期三天的“来京西，赴春约”京西大集温暖开市。北京市文旅局“北京礼物”品牌携38款文创亮相，包括京西赏花纪念封、北京城楼记忆明信片等产品；非遗展区集中呈现景泰蓝、手工香囊、簪花、丝带绢花等传统技艺；美食市集汇聚檀谷商圈人气品牌，为游客带来舌尖春日体验。

闲谈中，我得知罗森教授已将许多关于西方艺术与建筑的藏书捐赠给了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她不仅在传承知识，也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友谊。恰巧，昨天我刚参观了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览，采访便从这里展开。